对判例与判例法的交代，在于说明，法官制作判例、并形成为判例法的活动，既是法官的判决活动本身，同时也是法官独特的判案技巧发挥作用的过程。
其纳团租能年年如约者，业主不得夺回其田，佃户之退与否，则可自由。只有那些能够在一定社区内持久、稳定地发挥作用的规范才可谓之民间法。
第二、在一定社区内的稳定性。[19]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401页。第四、归根结底，民间规范要成为民间法，绝不仅仅是给一定社区内的人们强加某种义务，事实上，它必须是该社区内人们权利义务的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如果说这种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太简单，尚不足以说明民间规范对义务的设定一般意味着权利的隐含的话，那么，笔者手头的一份成文化的、在文字上大体只有义务规定的民间规范（《天津陈缺屯村村民自治章程》 ）反映的则是同样的情形。1头犏犍牛，最好的价格可卖白洋30元（约合青稞2石5斗），50年代初改为人民币支付。
在借助它们表达之前，人们在交往行为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示范——模仿型的行动文本的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口耳相传的语言文本的规范。第三、面对一定社区内人们纠纷时的可请求性。我们知道法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法律的核心要素是权利与义务，法律就是用以分配、调整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体系。
经过调查证实，李志勇在看守所内表现很好、确有悔罪表现。法律似乎是远离知识的存在，它只是一些冷冰冰的规定，与知识毫无关联。参见[美]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序第1页、第5、32页。即这一实证不但揭示法律调整和其效果的一般关系和现状，而且要在法律调整效果不佳时，提供补救的方案。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日常面对的事实一分为三：自然事实、社会事实和制度事实。全民公决制的立法模式，尽管受制于投票制度存在的缺陷，缺少了必要的全民之间的交涉过程，但无论投票制度存在何种缺陷，投票行为本身便在表达着民心的向背，它应当是实质合理的重要内容。
[8]而自然法学者与之大异其趣，笃定法学研究的价值立场，即使对法律内部问题的分析，也要借助价值的理念来剖析和关照。一般认为，法律事实就是能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事件和行为。这正是法律以及法学在我国不太被关注，从而有法律，但并没有在法律规制下的秩序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前文的分析也表明，法律本身存在的双重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决定了规范分析方法必然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思想大一统，分工意识不到位，学科不独立，就没有什么方法可谈。在这个意义上，规范实证其实也是在寻求形式合法性意义上的法律价值不是平铺直叙的规则陈述，而是富有冲突性、戏剧性的规则运作过程、运作事实，特别是规则的预期规定与其运作效果之间的冲突，才是社会实证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这样，当人们将法律看成一整套富有实践价值的、活动的制度体系，而不仅仅是呆板的规范体系的时候，社会实证的作用就豁然可现。
此情此景，更需要韩愈那般的清醒：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退一步讲，即使人们真能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方法体系，对某一具体学科而言，仍应当有其自身的独特方法，否则，学术分工就只能有胜于无了。
尽管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藉此建立的法律秩序，所形成的法制状态却差强人意。而制度事实，虽然在广义上讲也是社会事实之一种，但因为它是人们理性认知和理性安排的产物，因此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事实。
中国法学对法律的此类见解，不仅导致了法学方法的难产，并且在实践中把法律从公民的日常交往行为中剔除了。至于在判例法世界，法律的产生往往是法官造法的产物，判例法本身因为针对个案进行，故最容易将个案的实质要求和正当程序结合起来，实现实质合理与形式合理的较好结合。法律设施本身就表现着法律规范设定的实践价值。根据某人的人品，界定其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与以往刑法学中对偶犯和惯犯的区分有一定关联。奉行规范实证的学者们，其理论建树本身就是想为法律的形式合法性提供一种参照。在这个意义上，既往的法律关系理论其实往前再进一步发展，所拓展出来的仍是规范分析意义上的法学内容。
法律的效力就是法律规范的特殊存在。由上述研究对象方面所呈现的问题，可进一步在第二个路向上，即从学术分工的角度反思，为什么中国法学自身的方法会缺席。
在中国表现为由于学科自主性不足而导致方法缺席，而在西方则可能表现为因法学方法的创新不足并进而导致法学独立性的式微。因为在法律预设视角，对法律规范的研究可以产生纲举目张的研究效果。
社会实证在规范分析方法中肩负着法律的调整及其效果关系的探究，故而是规范分析方法的事实之维。【关键词】规范分析;价值实证;社会实证;规范实证;制度事实 法学有没有自身特有的（固有的）方法？如果有，这种方法是什么？直到目前为止，此乃中国法学界没有认真对待、当然也是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
对此，价值实证自然不能视而不见。特别是规范分析中的社会实证，更应对此种制度事实予以关注。裁判事实总是针对纠纷事实而展开的。但其实不然，因为价值实证不仅要考察既有法律规范中的价值内容，而且要在实证基础上设定一种法律合法与否的一般性标准，建立法律的价值理论体系。
[15]关于法律事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参见谢晖：《论法律事实》，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这一路向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尽管不排除其它学术界的专家可能研究的很好的情形，但具有法学训练和法学素养的学者或能更胜一筹，因为它更依赖规范分析方法。
[5]从各种版本的法理学教材中对法学研究方法的陈列中可见一斑。一言以蔽之，所谓统一的、适用于所有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只是在学术分工背景下各个学科所共享的方法，它有可能推进某一具体学科的发展，但不能替代某一学科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所提炼出的特有方法。
在规范分析中，特别是规范实证的内容，首先从认知规范事实的内容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对规范事实加工、归纳、整理、提升，发现规范事实中的普遍性因素，总结、提升为有关规范的法理。自表面观之，注释法学是一种简单的规范实证，但对法律规范的意义阐明却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因为它首先涉及根据什么阐释、如何进行阐释的问题。
这些要素构成了规范分析的对象。这主要是通过法律解释工作完成的。而实际的调整，则指法定的内容，因为客观事实的变化或者人们行为的参与，被纳入到法律构织的秩序框架中。近代以来，法学训练的基本宗旨是教给人们如何分析权利与义务。
规范分析的对象，集中体现在制度事实上。而法学要追寻法律的社会效果问题，则离开社会调查、比较等社会学分析方法，便无所作为。
但第二种路向上的法律社会学，则不但是法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规范分析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法律的合法与非法，究竟是否应当成为法学关注的内容？这在20世纪的法学史上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这一前提，就决定了根据法律形成的一切交往事实，都带有理性的、自觉的、计划的印记。这就不能不提到概念法学。
